中国律师往事:沉浮100年

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律师暂行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律师制度的成文立法,中国律师制度从此建立。同年年底,第一次全国律师考试举行,共有297人获司法部颁发的律师证书。

自1912年至2021年,我们不禁想知道:109年历史长河中,中国律师从哪里启程,走了哪些路,又要到哪里去?

故事,要从100年多前的一场大火说起。

1919年:五四运动一把火

1919年5月4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国内,国人大哗,群情激愤。北平爱国学生为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上街游行示威,学生们一把火烧了“赵家楼”,引发了轰动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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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赵家楼遗址

赵家楼的主人不姓赵,而是民国编号001号律师:曹汝霖,时任“巴黎和会”中方谈判代表之一。

然而后来的历史却上演了戏剧性的反转。

抗日战争时期,“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梅思平加入汪伪政府,成为汉奸。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汉奸罪被捕,于1946年被枪决。

而当年的“卖国贼”曹汝霖坚持不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尽管后来被强行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但实际上未给日本人出力,算是保持了晚节。

回到他的律师身份,在1919年前后的传统环境中,人们根深蒂固的偏见里,习惯将律师视为讼棍,曹汝霖为什么要做律师?

这个问题,袁世凯也问过曹汝霖:“何必做律师,不就是以前的讼师吗?未免浪费人才。”曹汝霖的回答掷地有声:“律师与讼师,绝对不同,律师根据法律,保障人权,讼师则歪曲事实,于中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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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

其实,曹汝霖还有另一个没有明说的原因:民国律师收入高。

1912年的时候,袁世凯想拉曹汝霖入伙,出任外交部次长,被曹汝霖婉拒。后来袁世凯才听说,曹汝霖当时月入2000大洋,比当时外交部正部长薪资的2倍还多。

如果要论创收,曹汝霖还不是收费顶尖的民国律师。

1932年,“共产党的老朋友”吴凯声律师在上海黄金地段(南京东路36号)创立“吴凯声法律事务所”。当时,吴凯声律师提供两个小时咨询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一辆汽车。

表面上,吴凯声律师赚钱买洋房,混迹于大上海官宦、名流、帮派的交际圈之中;暗地里,吴凯声受命于中共地下党,运用法律和私交多次拯救被捕的中共干部,其中就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廖承志、陈赓、陈延年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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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律师证书

与吴凯声一样,蔡六乘也是当时上海滩一位显赫的大律师,他曾经是上海青帮教父杜月笙的法律顾问。迁居台湾后,其子蔡中曾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父子二人在台北市创办常在律师事务所。

蔡中曾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蔡崇信”,长大后也毕业于耶鲁法学院,从事税务律师和投行工作,后加入阿里巴巴,成为阿里2号人物,被誉为“马云背后的男人”。一家三代都做律师,堪称法律世家。

曹汝霖、吴凯声、蔡六乘三个人是早期民国律师的缩影,影响力仍然有限,但不久之后,历史就将民国律师正式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

1921年:建党伟业干革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召开,随后转至嘉兴南湖,参与一大建党的13人中,就有一名律师。

这位律师于1914年至1917年在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回国后在武昌开办了律师事务所——他就是董必武。

从建党到革命,中国的律师群体从未缺席。

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1920年1月,天津奸商勾结日本人,殴打街头号召抵制日货的学生,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请愿游行,幕后策划请愿的南开大学学生领袖被逮捕,其中就有周恩来。著名律师刘崇佑为营救周恩来,积极奔走,用专业的辩护词赢得周恩来的当庭释放。

当年的11月7日,周恩来赴法国留学,刘崇佑律师每月给周恩来汇去20余银元,用于求学生活的开支,此事传为佳话。解放初期,周恩来感念当年救济之恩,曾委托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关照刘家后人。

在当时,不光有刘崇佑这类协助革命的律师,更有直接参与、领导革命的律师,劳工律师施洋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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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劳工律师-施洋》

施洋律师为支持武昌的反帝爱国运动,加入武汉律师工会,主动担任湖北28个厂工会的法律顾问。军阀吴佩孚对施洋律师恨之入骨,曾扬言:“不杀施洋,工潮就不能平息!”“不杀施洋,京汉铁路就不能通车!”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中山先生的评价:“施洋律师,真不愧是劳工律师!我真想见见他,同他交流对中国民主建设的看法。这真是一位奇才啊!”

1923年,施洋律师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举行总罢工,后被反动军警逮捕,壮烈就义,时年34岁。武汉人力车夫、工人自发在各码头设祭,万人队伍扶灵位游行,浩荡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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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朱德题写“烈士之家”赠送施洋家属

三年后的1936年,“七君子”事件爆发。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不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为打压社会舆论,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7位当时公认的社会贤达,史称“七君子事件”。

被捕的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也是一名律师。1931年,31岁的史良开始从事律师职业,以女律师身份跻身上海滩法律界。重庆谈判期间,她与毛泽东畅谈时局,毛泽东夸她是“女中豪杰”。新中国成立后,史良出任第一任司法部部长,还担任过民盟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七君子”被捕后,民国二十余位律界精英挺身而出,组成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为“七君子”辩护,堪称民国大律师的集体亮相。

“七君子”辩护律师团

被告人 1号辩护律师 2号辩护律师 3号辩护律师
沈钧儒 张耀曾 秦联奎 李肇甫
王造时 江庸 李国珍 刘世芳
李公朴 汪有龄 鄂森 陈志皋
沙千里 江一平 徐佐良 汪葆楫
章乃器 陆鸿仪 吴曾善 张志让
邹韬奋 刘崇佑 陈霆锐 孙祖基
史良 俞钟骆 俞承修 刘祖望

值得一提的,是史良的1号辩护律师俞钟骆。俞钟骆律师是当时上海名气大、有正义感的爱国律师,曾被顺丰银号聘任为常年法律顾问。建国后,俞钟骆先生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等职,并参与新中国宪法的制订。

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意的反对,两次开庭审理“七君子”一案,经过律师们唇枪舌战,最后国民党撤销了起诉书,民国律师天团大获全胜。

“七君子事件”是中国律师在抗日前期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而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律师又迎来了历史上最艰巨的民族使命:东京审判。

1946年:东吴精英战东京

1946年年初,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这时,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提上日程,中国政府需要迅速组建法律专家团队远赴东京,为4千多万罹难同胞讨血债、审恶魔。

选人问题立刻凸显,远东军事法庭对派出人员要求极其严格,一要精通英美法,二要英文熟练,三要有英美庭审实战经验。当时抗日战争刚结束,百废待兴,人才俱散,上哪里找人?

最后选拔出17人参加东京审判,其中竟有10人来自同一所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

东吴学子脱颖而出并非偶然。在当时,要想申请进入东吴法学院,至少需要取得其他专业本科学历,同时英文听说读写必须流利。这种入学资格的限制,在当时只有东吴法学院一家。

进入东吴法学院后,学习课程以实务为导向。一要学社会科学通识课程,二是先学私法后学公法,三要适应英文教学同时兼修第二外语,四要每周六练习模拟法庭。如此锤炼,为日后形成“东吴系”律师打下坚实基础,也在历史旋涡中为东京审判储备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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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大学法学院成绩单

东京审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日本投降撤退之前,军部曾下达销毁一切证据的密令,中方也因战事惨烈,未保存下足够罪证。取证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一环。

破解这一环的是末代皇帝溥仪。溥仪出庭指认战犯,连续作证8天,是东京审判中出庭次数最多、时间最久的证人。溥仪的出庭,要归功2位中国律师——裘劭恒和方福枢。

其中,说服溥仪出庭作证的是裘劭恒律师,他1935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曾在上海秉公律师事务所执业,同时在东吴法学院讲授商法和英美法课程。

另外,为溥仪担任英文翻译的是方福枢律师,他1938年毕业于东吴法学院,此学霸在校期间的成绩接近满分,毕业后任上海工部局法律部律师。

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宣称自己无罪,并雇实力强劲的律师团为自己作无罪辩护,且远东军事法庭规定被告有权保持沉默,不得强迫被告发言。控告与发问是东京审判最困难的第二环。

让战犯被迫开口的是中方检察官顾问鄂森律师。鄂森律师192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获美国林肯大学法学博士,归国后在上海做执业律师,兼任东吴大学法学教授。

鄂森律师找到了关键证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美国医生、目击者美国牧师。面对多名证人连续指认,战犯情急之下开口反驳狡辩,中方借此撕开控辩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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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现场

东京审判历时2年7个月,前后开庭818回,最后的结果是: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名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人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1人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

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学子为首的中国法律精英,真正做到了无愧历史使命,不负民族重托。

1949年:律师制度何处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市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工作报告,报告中有一句话,为后来的律师角色定下基调:“使人民直接与法院发生联系,不再受讼棍恶徒的敲诈剥削”。

一年后的12月份,政务院发布《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报》,宣布决定取缔旧律师制度,解散律师组织,停止律师活动。这是律师制度在新中国的第一次退出。

1956年,事情仿佛出现了转机。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司法部《关于建立律师工作的请示报告》,开始推行律师制度。律师重新复出,而且当时的律师也是允许收费的。浙江人崔钟就是这时候调至嘉兴市法律顾问处当律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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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我国人民律师制度》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仅仅过了半年时间,全国就已经有19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律师协会,并有专业律师2572人,兼职律师350人。崔钟律师无比兴奋地以为,律师的春天要到来。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下半年,全国反右斗争扩大,大多数律师因为为被告人辩护,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为坏人说话”,而被划为右派——律师制度再次被迫中断。崔钟律师被打成右派,下放嘉兴农牧场整整22年。

1958年各地法律顾问处被撤销,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1960年全国律师工作机构全部被撤销。从此,公、检、法被砸烂,律师制度一同进入了长达20多年漫长、无奈的停滞状态。

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崔钟律师每日吃不饱,但他坚信,历史终究会还他一个清白,但这一等就是22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20年。2018年1月5日崔钟律师逝世,享年92岁,临终前遗嘱:不发讣告,丧事从简,遗体捐赠国家用于医学教育。

往事并不如烟,律师举步维艰。

1979年:律师迈步从头越

文革结束,曙光终于降临。

颜健焜:《必须恢复和健全律师制度》

1979年堪称中国律师新元年。当年7月《刑事诉讼法》颁布,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律师为辩护人。同年9月,司法部恢复重建。同年12月,司法部发出关于恢复律师制度的通知。

在通知发下时,全国已有212个律师拿到律师证。 001号律师为任建新,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002号律师为柳谷书,后创办柳沈律师事务所,其子柳传志创办联想集团;003号律师任继圣,后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是中国外向型法律服务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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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四人帮”辩护律师

1980年全国公开审判“四人帮”,律师第一次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野。上述照片中的5人为当年“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自左至右依次为甘雨霈、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马克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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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最高法下发指定辩护通知书

当时有了律师,却还没有律所,律所唯一的组织形式是“法律顾问处”。早期法律顾问处是行政单位,律师是国家工作人员,拿国家工资、穿警服、带手铐、配枪支……和公检法几乎一模一样,十足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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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法律顾问处工作证

直到1983年7月,才有2家律所悄无声息地成立。一是上海的法律顾问处更名为律师事务所,二是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成立。从此,律师事务所逐渐实行自负盈亏,律师被要求辞去公职身份。

1986年,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制度正式实施。同年7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成立。律师职业化逐渐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中国律师往事:沉浮100年

           《人民日报》头版报道全国律协成立

进入90年代,本土律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多数今日的大所、名所都创建于此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律师业启动对外开放,允许外国和港澳律师事务所在大陆设立办事处。

再后来进入21世纪,律师行业发生的都是熟悉的当代故事。直至今年8月份,全国律协发布最新统计数据,全国律师人数已经达到46.4万人。

100多年走来,中国律师群体没有太多热闹的故事,更多的是默默牺牲、进取,将传奇封存在历史布满尘埃的角落。

当认识到“法治”的本质是一种隔代的文明遗产,律师们唯有信念永恒:中华有为添我一力,法治中国功成不必在我。

每一代律师有每一代的使命。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又总有人正年轻。 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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